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争夺对土地的控制权的历史。刘一民看了看发言的干部，心里翻江倒海一般。他知道，就是到了他穿越前的21世纪初期，中国人也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土地问题。现在是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是国民政府的政策，也是我党的主张。但这是过渡性政策，一旦时机成熟，就必须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只有土改，才能真正让全中国的农民得到解放，那是一种从土地到思想再到精神的彻底的解放。也只有实行坚决彻底的土改，才能让中国脱胎换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跃成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干部们的发言在继续。张维翰报告了他听说的一个故事，说是村子里有个姓杨的老乡，原来是个自耕农，有几亩好地。后来老杨婆娘有病，为了看病借了地主的高利债。不到一年，利息驴打滚一样的翻，三翻两番，几亩好地也抵给了地主家，成了地主的佃户，就这还没有还清高利贷。后来，老杨婆娘死了，剩下老杨和女儿两个相依为命，这日子就越过越穷，老杨不得不四处躲债。大年三十晚上，老杨偷偷溜回家里，想和女儿一起过个年。结果，地主家的账房带着人把老杨堵在了家里，硬是逼着老杨签下文书，拉他的女儿去地主家当佣人来抵偿欠债。女儿被地主的家丁带走后，老杨一气之下喝做豆腐的卤水自杀。让老杨死不瞑目的是，他女儿到地主家后，被地主强奸。这个女儿也刚强，逃出了地主家，躲到了黄河滩。八路军到鲁西后，村里成立了民兵队，找到了在黄河滩当野人的老杨的女儿，人们才发现，这个年轻的姑娘已是满头白发。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张维翰是馆陶人，和范筑先同乡同村。张维翰从小家里比较贫寒，后来他的二哥张维玺到冯玉祥部当兵，逐渐当到了十六混成旅第三团团长，张维翰才随母亲到驻北平的冯玉祥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读书，并和彭雪枫成了同学。直到张维翰的二哥张维玺冯玉祥部第十三路军的军长以至方面军总司令了，张家也就成了当地最有名的大户。大地主家庭出身的鲁西北著名共产党人张维翰能够讲出这样的故事，刘一民听的百感交集。刘一民想起了歌剧《白毛女》，想起了后世吃饱闲的无事在网络上自由发言的少女的发问：“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呢？”刘一民真的是感谢这趟穿越，让他不但能尽情地杀鬼子，还让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深深的悲哀。座谈会结束的时候，罗荣桓给干部们讲了话。罗荣桓的湖南口音很重，为了让干部们听懂，讲的很慢，主要是再一次阐述山东我军反扫荡的战略战术，鼓励干部们树立抗战必胜信心。接着，罗荣桓重点讲了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各项政策，比如为什么要实行二五减租减息，那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再比如保护工商业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婚姻自主问题、税收问题等，罗荣桓都讲的很细，基本上是把刘一民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又传达了一遍。最后，罗荣桓勉励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要在大革命的熔炉里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觉悟和党性锻炼，要认识到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认识到作为共产党八路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代表着工人、农民、商人、士兵、学生的利益，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自己家庭所代表的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能够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力的新中国。罗荣桓讲完后，刘一民感觉他对二五减租政策讲的不够透彻，就专门谈了山东根据地的二五减租减息问题。刘一民讲道，中国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土地问题，五千年的战争史就是一部争夺对土地控制权的历史。历史上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是为了实现均田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之大，超出了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的想象。可以说，谁拥有了农民的支持，谁就拥有了胜利。这一点，历史上很多人都看到了。那些农民起义领袖们看到了，所以才有了均田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封建统治者也看到了，所以才有了历朝历代关于土地政策方面的一些改良。可惜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农民领袖们，起义成功建立政权以后，也没有兑现均田地的承诺，而是坐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周而复始，就形成了朝代更替的怪圈。这一点，中国比不上日本，日本到目前为止，只有天皇一系一家皇帝，所以日本歌里唱千秋万代、皇统一系。看看中国，多少个朝代、多少个皇帝，都成了历史烟尘。刘一民说，所以有这么多的历史悲剧，原因就在于历朝历代维系社会平稳的办法都是建立以士、以乡绅为统治基础的宗法社会，把老百姓当成了统治奴役对象，自然的形成了社会不公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就象刚才同志们讲的，穷苦老百姓打光棍，大地主三妻四妾，对农民放高利贷，驴打滚计息，还不起债就用农民的田抵债，田地抵完了用女儿顶。这些大地主身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了，纯粹是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吸血鬼。可是要是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国民党政权还会沿袭封建王朝的做法，继续依靠这些以盘剥农民为能事的地主阶级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老百姓不跟共产党走就没有活路！这些道理，刘一民上学时都学过，但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刘一民体会不到这些道理的深刻性。现在经过几年征战，刘一民算是对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有了真正的认识，讲起来也就有深度了。其实，这种道理在场的许多干部都比刘一民体会深。从红军到现在的八路军，有多少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的活不下去了才当红军、当八路军的，他们的体会比穿越来的刘一民深多了。只不过，从理论分析层面上说，由于文化水平问题，刘一民要比他们高明的多。刘一民接着讲到，共产党要救中国，就必须找到正确的救中国的办法。象土地问题，正确的办法就是必须进行彻彻底底的土改，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陕西根据地早已实行土改，泰沂中心根据地也实行了土改。事实证明，土改的威力是巨大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刘一民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抗日离不了中国农民的支持，他们是我们的兵源、粮源之所在，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支撑。但是，农民很实在，你给他说大道理不行，要是你给他分地，他马上就会背起锄头给你走，捍卫胜利成果。谁敢去抢夺他们的土地，他们就敢直接抡起锄头砍死他。可是现在是抗日时期，就象政委刚才讲的那样，不能再搞土改，只能搞二五减租减息。这是我们党与国民党谈判时提出来的，后来国民政府采纳了，作为战时政策颁布执行。但是这里面有个区别，国民党搞二五减租减息，是为了拉拢人心，增强民众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度，是面子工程，被动的。因此，包括四川在内，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都没有全面推行二五减租减息。据说，整个国民党系统只有傅作义在认真搞二五减租减息。我们要搞二五减租减息，是在抗战条件下作为土改政策的过渡性政策提出来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唤醒农民参加抗战。为什么这样搞呢？一个是抗日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光穷苦人要抗日，有钱的地主也要抗日，这就需要保护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象我们部队中就有一部分同志家庭是大地主，但是和我们一样拼杀在抗日战场上，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家庭是地主就不允许他们参加抗日吧？另一个是动员农民抗日，得有能让农民看得见摸的着的好政策，要是我们的政策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他们不会拥护我们。可是抗日时期，国共合作，我军也得执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土地改革不能搞了，我们不得不搞减租减息。这个道理同志们要明白。将来，赶跑了日本鬼子，我们还是要搞土改，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搞。当然，搞土改不能过左，要严格执行政策。”谈话临近结束的时候，刘一民说等将来打跑了小鬼子，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努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村劳力引向城市当工人，在农村推广农场化的集约经营，种地用机械化，从犁地到播种到收割全部机械化，麦子从收割机里出来都是干净的。到时候啊，象鲁西、鲁西南、鲁西北和冀中、冀南平原，一个农民种上一百多亩甚至更多面积的土地还游刃有余，不耽误看电视唱歌谈恋爱。去地的时候，都是开着农用车，不用走路，更不用肩挑背扛。再也不住茅草房，一家一户都住天津城里外国佬们那样的别墅。刘一民描绘的蓝图太美好了，简直就象说梦话一样。但事情就这么怪，干部们就爱听刘一民说的这种梦话，那是他们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张湾座谈会开的很成功，干部们不但反映了许多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说出了自己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