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华在参议院的演讲是成功的，虽然和历史上宋美龄1943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演讲相比，倪华的演讲少了些文采，结构也不是那么严谨，但是多了一些振聋发聩的东西，正是罗斯福总统此刻最需要的。因此，演讲之后，真应了那句“一夜成名天下知”的老话，美国政界竟然刮起了一阵倪华热。美国政府算是对倪华敞开了大门，连陆军部、海军部都发出了邀请，希望倪华博士前去参观，目的是想从倪华那里多了解一些日军的情况。用胡适发给蒋介石电报上的话说：“倪华带来了中美外交的转机，形势大好”。胡适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要知道美国此时依然是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占主流，罗斯福虽然早已明晰日本把美国当作假想敌、德国在欧洲频繁动作，想扩大美国军事力量、应对危机，但步履艰难，处处受制。而中国盼望美国加入中日战局和援助如盼甘霖，不要说让美国直接加入战局了，只要能让美国真正站在中国一边对日禁运，那作用何止是几个甲种师的作用呢？只从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看出，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而在实行‘道义禁运’的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这说明美国政府号召的道义禁运根本就不起作用。由于有倪华强有力的宣传和影响，加上日军的配合，美国的态度已悄然改变。日军的配合主要来自于与日军与英美在租界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这小日本就是那德性，陆军有陆军的计划，海军有海军的目标。就是陆军内部也分北进派、南进派。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策略最有利于大日本的利益，在这个旗帜下，日军内部的势力各行其是。正常情况下，眼下关东军正和苏军在诺门罕对峙，日军应该集中力量确保战役胜利才是。象苏联红军，那就是全力以赴，各兵种司令都亲自到前线视察。日军不是这样，关东军打关东军的，华北方面军打华北方面军的，连华南的日军也蠢蠢欲动，准备发起新的攻势作战。这也不是说日军内部就真的乱七八糟了，主要原因还是日军没有真正确定战略方向，还在消灭蒋介石政府、北上进攻苏联、南下攻击英美的三岔路口徘徊。一旦日军确定明确的战略方向，那就不会出现显著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了。这种情况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也出了大问题。象与英美的关系，亲英美派认为日本的战略资源主要依赖美国，应该把搞好与英美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第一位。但是主张建立日满华新体系的主流意识则认为日本的根本战略就是要把英美苏势力彻底赶出东亚，也只有把英美苏势力赶出东亚，才能切断蒋介石政府的外援通道，促其尽快投降。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导致日军与英法租界不断发生冲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津事件。这天津，自从八路军攻占过之后，日资企业、日资金融体系、日租界都被八路军打扫的干干净净。八路军撤退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到天津一看，眼睛都快滴血了。伪天津市政府的头面人物基本都被镇压了，日伪的资产都被八路军弄光了，日资企业、侨民的头面人物基本都被八路军公审枪毙了，留给寺内寿一的是一群嗷嗷叫的穷光蛋侨民，整个天津经济倒退二十年。这还不算，八路军太狠了，在宣布收回日租界的同时，竟然公开拍卖日租界的房屋、土地的使用权，把偌大个日租界全部卖给了英租界、法租界和意大利租界的外国人。这样一来，就算日军收回了天津，要想再要回日租界的土地、房屋，就得和英法意三国交涉，打不完的外交官司。寺内寿一回北平后，责成王克敏想法恢复天津的经济。这王克敏还真有点怪才，辗转腾挪，明枪暗夺，又是发行公债，又是增加税种，又是组织献金纳捐，把北平、天津的老百姓好一通搜刮，还真凑了不少资金，又开始扶持建立日伪企业。日伪要发展天津工商业，为自己脸上贴金，再怎么搜刮筹措，资金窟窿总是越挖越大。这个时候，日伪把目光盯向了天津的英法意三国租界。因为八路军攻占天津时，考虑到国际关系，并没有进入其它国家租界，等于是这些租界没有受丝毫影响。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英法租界允许法币流通而禁止日伪的联合券流通，而且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四千五百万两白银储存在英租界。意大利租界日军暂时不动，原因是他们现在和德、意打得火热，不会轻易自毁长城。法国和英国就没什么顾忌了，这两个国家在欧洲与德、意扯皮，日本人怎么会对他们客气。历史上天津事件的导火索是日军认为英法租界庇护抗日分子，现在这个理由成了日伪找钱和收回日租界土地、房产的借口。英国天津租界工部局不明就里，以为英日有传统友谊，根本就不理日军的茬。结果，日军在1938年12月25日，开始在英租界设卡建哨所，盘查行人，并动员英租界的其它国家的居民撤到市区来。对英租界采取行动是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下的命令，这家伙打仗有一套，捞钱更有一套。以前章节介绍他时说过，他在朝鲜驻扎时，看中了一家人的财富，干脆制造了一起无头案，将这家人从小到老杀了个干干净净。现在听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在华北发行法币的储备金四千五百万两白银藏在英租界，眼都绿了，直接下令对英国人不必手软，直到他们交出这笔钱、禁止法币在租界流通、准许联合券在租界流通为止。但是英日毕竟不是敌对国，日伪再怎么着也不能就这样和英国撕破脸，事情一直僵持着。英国人低不下高傲的头，日本人也不敢公然杀进租界去抢。到了1939年4月9日，新任伪天津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被铁血抗日团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暗杀毙命。这下日伪总算是抓到了把柄，伪代理市长温世珍第二天致函英总领事潘乐纳，提出抗议，要求英领事下令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这次英租界工部局妥协了，允许日本宪兵队进入租借协助破案、引渡案犯。结果四名英雄来不及转移，被抓捕。在接下来的引渡问题上，英国总领事潘乐纳由于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和维护大不列颠帝国的威权，采取不合作态度与日军周旋。一会说大使不在，一会儿又说日军宪兵队的审讯存在疑点，把日伪军的火气彻底激了起来。日军天津守备队司令官宣称“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6月14日，日军发布隔绝英租界的布告和声明，随即派部队封锁英租界对外交通。天津事件闹的很大，日军为了赢得舆论，还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天津的英国总领事潘乐纳到这时才明白日军的真正意图，亲自跑到日军天津守备队司令部，向日军司令官说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储存在英租界的四七五百万两白银已被八路军教导师提走。但日军哪里会信，一心一意地封锁英租界、坐等英国人低头。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存放在英租界的白银确实是被八路军提走了，考虑到是国共合作时期，这笔白银数额又特别巨大，英国人一定会通知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刘一民撤离天津时就命令八路军航空队运往西安。后来，中共考虑到团结抗战的需要，将这笔白银转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用于稳定法币和大后方军事工程建设以及救助灾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出于感激，在西安开办了分行。日军抓住天津事件大做文章，在上海、武汉、厦门、广州同时对英美法租界下手，意思就是要逼迫英美法势力退出中国。此时的英国正集中精力应对欧洲局势，无力兼顾东方战线，不得不与日本谈判。于是，经过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的几轮谈判，于7月22日，也就是倪华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演讲的前一天形成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镇压抗日活动“有特殊需要”，保证在治安与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等于是一个英国出卖中国利益、与日妥协的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一公布，就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琪奉命向英国政府声明：协定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但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第二，日军在它作为侵略结果而占领的任何土地都不应享有任何权利。对美外交刚有明显转机，就出现了英国对日妥协的危险。蒋介石急电驻美大使胡适，通知倪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必须说服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英国与日妥协，并制裁日本。胡适满头汗水找到倪华的时候，倪华正在马歇尔将军的陪同下参观陆军部。一听胡适说的情况，倪华登时就急了，转身就对马歇尔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