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这年43岁，正值盛年。当年的北伐名将重上抗日战场，叶挺自然是意气风发，决心横刀跃马，再创辉煌。但是，新四军的情况特殊，是以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叶挺虽然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元勋、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让一个曾经脱党的人来指挥共产党的部队，干部战士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说起叶挺脱党，实际上叶挺自己也很委屈。南昌起义时叶挺是前敌指挥兼11军军长，部队退出南昌转向潮汕地区途中，叶挺手下的蔡廷锴师全师投向国民党，叶挺亲自率领的一个师被薛岳击败，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团以上军官全部离队出走，只剩朱德率领800人坚持下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中央红军。叶挺只身南下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由于广州起义只持续了两天且损失惨重，叶挺受到了处分。后来叶挺奉命到苏联去，结果到苏联后叶挺遇到的是指责批判，连去东方大学作报告都被禁止。一个人为了革命浴血奋斗，到头来却遭到组织的不公正待遇，叶挺的心情必然是哇凉哇凉的。特别是王明这样的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在水里挣扎的人的批评，更让叶挺心生气愤。特别是共产国际竟然把广州起义失败说成是叶挺政治动摇的结果，更让他感到绝望。一怒之下，叶挺决定退党到欧洲流亡了，还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幸亏后来在柏林遇到去德国的周恩来、廖承志、黄平，叶挺才又振作起来，回国参加了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组织的“第三党”、 李济深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帮助蒋光鼐、蔡廷锴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自从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叶挺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部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日前线，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挺的身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干部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挺似乎和红军出身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点距离。加上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身为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长批准，让叶挺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出来了。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挺曾经脱党，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叶挺曾经到西安面见毛泽东，提出重新入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挺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国军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入党为好。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长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毛泽东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毛泽东就是老毛，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毛泽东说了也未必能听进心里。这还是好的，象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性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反共高潮，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国军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叶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敬亭自从和刘一民谈话后，确实组织部队东进皖东。但是在日军第二次重兵集团南下时，因皖东属于平原，不容易坚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庐江地区，以避敌锋芒。日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戴季英马上向叶挺报告，说是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们两个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秘书，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当年除了充当肃反急先锋外，他也是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决的指挥员，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新四军里最了解高敬亭的，就是戴季英。戴季英说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与高敬亭有直接关系，不由叶挺不信。战争年代，最怕的就是部队叛变，那是要人头落地的。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一商量，都认为四支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发动部队开展反杨、曹斗争。这一开展反杨、曹斗争，就牵涉到了高敬亭，毕竟高敬亭在鄂豫皖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也执行了极左路线，错杀过好人。加上杨克志和曹玉福确实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无论怎么说，在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事件中，高敬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人有打到高敬亭取而代之的想法。5月13日，叶挺应约去了立煌县，安徽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于5月24日向第五战区报告，新四军四支队有骚扰皖省七条罪状，五战区随即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就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回到了合肥青龙厂。于是，以叶军长名义下令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命令下达了，由第八团团长周骏鸣负责传达。高敬亭哪里会想到这个命令会有什么问题？他带着手枪团赶到青龙厂时，周骏鸣出来迎接，并告诉他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候，住处已安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