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这个人啊，历史上曾经为革命奔走呼号，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1893年5月4日，旅居广东番禹县的浙江客商汪椒家门口燃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他的填房吴氏给他生了个男孩，取名汪兆铭。62岁的汪椒本是落第秀才，弃文从商，肚子里有点墨水，又是老来得子，内心的欢喜是可以想象的。因此，从五岁开始，汪兆铭就开始认字。汪椒喜欢王阳明哲学和陆游的诗，老年老眼昏花，只能由爱子为其朗诵。阳明哲学和陆游的豪放文风由此深深地影响了少年汪兆铭。由于父母相继谢世，汪兆铭17岁就开始去教私塾，18岁以广东乡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称得上是翩翩美少年、浊世佳公子。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选派50名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留学生，21岁的汪兆铭一考即中，乘船到了日本，依靠每月30日元的公费开始留学生涯。这个时候正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为了赢得战争，全国动员，每当有前线战报传来，老师都会停止讲课，组织学生学习报纸上的新闻。日本人上下一体团结爱国的精神，刺激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各种各样的革命党开始出现。既有主张改良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也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一时间，糜集在日本的一万名留学生竟然形成了革命的大本营。汪兆铭由于学的是政法大学的速成科，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宣扬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自然视腐败专制的清政府为万恶之源，一心一意要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当时的革命党，势力最大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派的“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黄兴在留学生中号召力强，但身材矮小的孙中山却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主张，汪兆铭是广东人，又心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要加入“兴中会”了，并且凭借自己的才思和擅长演讲，很快就脱颖而出。等到孙中山联合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和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汪兆铭以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资格，当选同盟会评议部部长。而此时的同盟会只有三个部。作了同盟会评议部部长的汪兆铭，取精卫填海之意，改名汪精卫。到了1906年冬的时候，同盟会共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牺牲了许多年轻的革命者。这个时候，梁启超等保皇党趁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现代人评价民国人物的时候，往往会感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时候会出现混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先行者，许多问题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梁启超就很复杂，他是中国近代思想界巨擘，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了康梁变法，一生著述颇丰，不停地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仍然主张维新改良。当然，梁启超后期放弃了改良主义。梁启超是大文豪、大思想家，批评人的话也格外尖刻，他说革命党的领袖们自己躲在海外，却唆使年轻人去送死 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个说法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盟会内部也有人开始反对孙中山，主要是两点：一个批评孙中山作风独裁，一个批评孙中山挪用革命经费。结果同盟会内部出现分裂，章炳麟宣布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北上北京，开始了他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义举。虽然最后刺杀没有成功，汪精卫也被捕入狱，但汪精卫因此壮举成了举世瞩目的勇士。汪精卫另一个政治资本就是撰写了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当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但是孙中山一不指定国民党继承人，二不留遗言，汪精卫等人非常着急，就由汪精卫起草了《总理遗嘱》，逐字逐句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没有修改一个字，非常满意。也就是说，国民党天天挂在墙上、让党员记在心里的《总理遗嘱》，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东西。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又不贪、不嫖、不赌、不抽，还不恋权，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但是，从辛亥革命成功到现在，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和平过？一切都得有枪杆子说了算。擅长演说的汪精卫遇上擅长军事的蒋介石，结果可想而知。几番争斗下来，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实际领袖，汪精卫成了第二号人物。抗战开始之初，蒋介石、汪精卫都是主张抗战的。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汪精卫的谈话同样鼓舞人心。他曾情绪激昂地说：“数年以来，国民政府不恤以最大之忍耐，期待中日两国有真诚携手之一日。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国实已濒于最后关头了。过此一步，国家民族的命运，便将陷于永劫不复之深渊，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一致之决心，殉此最后关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蒋介石性格坚韧，凡事不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主张以空间换时间，对大片国土沦陷有心理准备。汪精卫性格冲动，往往走极端。一遇难题，动辄辞职。淞沪会战后期到南京陷落，汪精卫的思想急转直下，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这个丧失信心，可不单单是对战局丧失信心，还包括对国民党政治丧失信心。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汪精卫是坚决的主战派，身为行政院长的他，曾一心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他发现，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他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包括丢掉东北的张学良，都不听他的号令。汪精卫曾经三次派人去督促张学良向北出兵，牵制日军，增援上海战场，结果张学良把汪精卫的特使请到八大胡同天天喝酒。民国元老章太炎看不过，拄着拐杖去找张学良，但张学良满脑子都是美女，哪里愿意去打仗。他要愿意打仗也不会把东三省给丢了。最后张学良给汪精卫开出的条件是部队可以出动，但每天需要拨给军饷500万元。山西的阎锡山不错，但只答应给十九路军支援十万颗手榴弹，其它的就不说了。直到十九路军被迫全线撤退、八一三抗战结束，汪精卫也没能为十九路军调来一支援军。到此，他算彻底把中国各路军阀的嘴脸看清楚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也不停的蛊惑，让汪精卫认为蒋介石的焦土抗战只是唱高调。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武器都与日本相差太远，比较倾向于与日本人谈和。那篇《我们都要说老实话》，就是汪精卫思想转变后的真实写照。胡适还给他们这个小团体起名“低调俱乐部”。只不过胡适这人政治上善于投机，参加低调俱乐部主张和议是为了抬高他的政治地位，在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关系、于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驻美大使后，就与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两国交战，无论古今中外，都会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开始主和，并不等于他那时候就开始想当汉奸，蒋介石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关闭与日和谈大门，德国大使陶德曼就曾居间调停中日战事，只不过日本人胃口太大没有成功而已。假若日本人当时同意终止战争，退出华北、华中，只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和他们在华的一些特殊权益，蒋介石一定会同意停战，转而集中精力对付共产党的。但日本人利令智昏，仗着坚船利炮，非要彻底灭亡中国，和谈自然是不行了。汪精卫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也就没有了市场。高宗武日本之行，让蒋介石断绝了与日和谈，加上由八路军的战绩和刘一民在徐州与蒋介石的长谈，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这让汪精卫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主持与日和谈的愿望彻底破灭。汪精卫不同，他在日本时间长，对日本的国情了解甚深，认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胜利，那是钻了日本人的空子，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那八路军就会马上被打垮。因此，高宗武日本之行，在蒋介石断绝与日和谈的同时，知道日本政府有意让自己出面组织新政府、代表中国与日和谈的汪精卫彻底晕了，忘了自己枪无一条、兵无一名，决心丢下蒋介石，改由自己主导与日和谈，走和平救国道路。随着武汉会战后期局势恶化，汪精卫开始跳出来了，频频约见外国记者，重弹和议老调。这一下，惹恼了坚持抗战到底的人们。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在重庆召开，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电报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汪精卫大受刺激，诡辩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武汉、广州一陷落，汪精卫就派梅思平、高宗武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日本秘密谈判。《重光堂密约》签订后，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商议，这里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