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的同时，比历史上整整晚了四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1月29日在南岳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七战区、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地方长官和其它战区长官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乘飞机赶到了衡山，参加了会议。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主力一部沿粤汉路追击，在11月中旬攻占了岳阳。蒋介石担心日军直取长沙，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对长沙实行坚壁清野，不能让一粒粮食、一种物资落入日军手中。这也是蒋介石受刘一民的影响，受八路军攻占济南的影响，同时也是从武汉会战后期看出了小鬼子能量有限，没有再搞什么焦土抗战，放火焚城。不然的话，真要象历史上那样下令焚城，长沙古城就会毁于战火。结果，日军攻下岳阳后竟然停止了追击。蒋介石这才完全相信了刘一民在徐州说的话，日军力量不够，气势已竭，中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当然，蒋介石不说抗日战争三个阶段，而是两个时期。这不，在开幕式上，蒋介石作的训词中把抗战战略和政略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退、岳阳失守为第一时期，此后是第二时期。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在第一期抗战中，我们虽然遭受了挫折，但层层抗击，消耗了敌人。第二期抗战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总的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可能是被八路军收复济南的战果刺激，也可能是被连续公审五个鬼子中将的轰动效应刺激，蒋介石的脸色很好，眼睛也黑亮黑亮的，宁波腔听上去也显得很有韵味。在蒋介石眼里，日军的作战特点非常鲜明：“一，敌军官兵进攻时能勇往直前，不顾前后左右之攻击，有誓死达成任务的坚决精神；二，敌军战场纪律极为严肃，令行禁止，毫不松懈；三，其作战手段极其残酷，不仅对敌、对自己也同样如此；四，各部队、各兵种，均能纵横联络、密切协同、结成一体；五，敌军官兵忍苦耐劳能力不亚于我军，等等。”对比于我军的建设，蒋介石指出： “一，军人必须铲除‘麻木不仁’、‘偷生自私’之恶习；二，部队长是建军的重心，军官必须谋求学问技术，无论党务、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地理、科学都要多研究；三，全国军队要分为三期轮训；四，各级军官要按级召开军官会议，监督此次大会决议之彻底实施。”对于一年多来战场上最惨痛的教训，蒋介石归结为日军迂回战术在战场中的作用。他是这样说的： “一，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就是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南京失守和马当失陷，以及敌人大亚湾登陆。从战场上的原因看，这些挫失，都是由于敌人在战略和战术上对我迂回包抄的结果。 二，因此，我军今后歼敌致胜，不仅要着重预防敌人在战场上的迂回手段，也必须要善于运用迂回包抄战术。在敌人进攻时，宁愿正面部队少，也要在后方控制足够的预备队，以攻击敌人的侧翼，或包围其侧背。此一战术，行之已有实效。各级将领，特须研究，以此作为战术之基础。”对我军繁琐落后的指挥系统，蒋介石提出必须进行改革： “鉴于我军指挥层次太多，命令报告，转达费时，军队运用颇感不灵，乃决定废除军团和兵团两级，以军为战略单位。在师中废除旅，以师直接指挥团。 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要重新划分战区、配置兵力、调整部署。取消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各战区之作战。”蒋介石讲话等于是为整个南岳军事会议定下了调子。最后，蒋介石诚恳地说道：“希望各位将领，尽量贡献所有的经验和教训，殚精竭虑，研究和改进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以达到这次会议的目的，以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这次南岳军事会议非常重要，等于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为接下来的战争作准备。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发言都和踊跃，在报告本战区本部队参战以来作战情况、检讨得失外，对战局、我军成败得失和以后应该加以改进的地方，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开战以来，日军初期攻势凌厉，特别是平津作战，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但中国军队稳住阵脚后，一些战役都打的可圈可点。象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都起到了迟滞敌人、消耗敌人、重创敌人的效果。战绩最辉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多、最最令人倍受鼓舞的，当然是第十八集团军教导师在敌后的一系列经典战役。可以说是打得日军魂飞魄丧，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发言中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说，这就是八路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原则。八路军的战绩在那里放着，作为八路军抗战指导思想的《论持久战》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就说：“毛先生的大作在今年五月问世后，本人已经多次拜读，并已向委员长作了诚挚推荐。我将毛先生的大作总结成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白崇禧的这两句话确实是总结的好，从此“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就成了抗日将领的口头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成了会议上的一个中心，许多将领都诚心诚意地向周恩来、叶剑英讨教游击战的真谛。这也难怪，小鬼子要的是速战速决，长驱直入，我军为了保卫国土，不得不与日军死打硬拼，进行大的会战在所难免。但是战争打到了这种地步，日军快把中国的大城市占完了，再一味地为了政治意义而进行大会战，就不一定完全正确了。游击战这个时候就成了我军的必然选择！会议当即决定，一是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蒋介石为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由八路军派出教官，国军派出官兵参加轮训，总结培训游击战术。二是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蒋介石的讲话印发各战区、部队长官，人手一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除了确定抗战战略外，另一个中心议题就是重新编组战区和改革军制。这个问题也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自从刘一民在成都记者见面会上说出“我要是张汉卿，早就羞愧得拿根绳子上吊去了，那里还能苟活活世上丢人现眼！”这句话后，各大城市的报纸、电台都进行了刊登和转播，传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耳朵后，开始很气愤，还指挥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四川追击红军，企图配合中央军和川军与红军决战。涪嘉战役结束后，红军北上进占四川，国军的围剿不攻自破，很快国共双方就开始停战谈判，张学良回到武汉，有了空闲时间，耳朵里就又响起了刘一民那刺耳的话。想来想去，觉得刘一民说的可能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心声。再想想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如果追究起责任来，不管怎么说，自己都难辞其咎。懊悔之下，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出国考察。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欧洲的张学良发电要求回国参战，蒋介石回电同意，但要求他代表国民政府在欧洲各国进行考察访问，寻求支持。直到武汉会战前夕，张学良才结束欧洲之行回到了武汉。回国后，张学良发现，东北军已经被分拆使用，编制也被大大削减。经过前期抗战，部队损失惨重，早已不是他出国前的东北军了。张学良怒气冲冲地去找蒋介石，结果蒋介石的火气比他还大，说他年轻任性，大敌当前，连共产党都把红军交出来改编成了第十八集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他难道还囿于派别之见么？当时淞沪战场上血肉横飞，填进去一个师，很快就会被打光，中央军精锐几乎拼光，还说什么东北军、湘军、桂军、川军？宋美龄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吵架，就出来打圆场，亲自给张学良煮咖啡，温言细语地劝解，要他服从领袖，以抗战大局为重。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武汉了，再说什么东北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已经是不识时务了。这个时候的张学良，一心想抗日，好早点打回东北老家，也就不再和蒋介石计较，转而一心一意地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这次衡山军事会议，张学良也参加了，会场上大家的讨论他都听了，触动也很大。第一天会议结束后，他来到了蒋介石夫妇下榻的官邸，也就是何健在衡山的别墅，面见蒋介石。这何公馆是一座两层别墅，下层是军事会议厅、蒋宋卧室和小厅。蒋介石在军事会议厅里接见了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