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军国主义泛滥的疯狂国度了。所谓“军国主义”，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虽然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军队无法无天，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可以管政府，一切为了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是山下有朋。日本近代陆军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这一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1877年（明治十年），被内讧赶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发动了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从鹿儿岛、九州北上，包围了熊本。西乡隆盛反叛的旗号不明不白，竟然是“有话要对政府说”， 还放出话来，说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明治政府派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开始平叛。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总算把叛乱镇压了。事后总结教训，弄了三条，一个是文官挂帅，一个是武将事事请示贻误战机，另一个就是没有好的参谋。这三条教训总结出来后，对日军日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不料这边刚总结完教训，那边就发生了竹桥兵变，200多个炮兵因为军饷、评功等问题反他娘了，在竹本兵营里，架起大炮，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就打开了。这个事件，给山县有朋在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系提供了契机。山县有朋这个时候已当了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卿，为了维持军权，他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大道理为借口，把军队统帅权从政府和议会那里拿过来，直接交给了天皇。这就是日本独有的“统帅权独立”。在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表述为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就为日本形成军事体制军政、军令分开的二元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军政、军令二元制，实际上就是政略、军略背离，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不统一，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隐患。可当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伊藤博文到死都没有想到，他制定的宪法上的这个漏洞，最后成了埋葬他和许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帝国的黑洞。日本军政、军令二元制的标志，就是1878年12月5日成立参谋本部。本来，在西南战争中，暴露了军令不畅、指挥不顺、参谋不力的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陆军省参谋局的力量。但山下有朋却把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自己做了第一任参谋总长，直属天皇领导，直接掌管军队，让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成了军政部门，参谋本部成了军令部门。这样，政府就只管招兵、养兵，至于招来的兵干什么，那就成了参谋本部的事情。如果政府过问，就是侵害统帅权。法律有了，体制有了，推行军国主义的主要指挥机构参谋本部也成立了，但是缺少急先锋。于是一群战争狂人、后世俗称为“昭和军阀”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登场了。山下有朋这帮人开始决定开办陆军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参谋，当然后来这些参谋都成了日军的主官，没有成为主官的也在努力成为主官。日本人请的陆军大学导师是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招收的学员都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服役2年以上、年龄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这个招生方法和体制有三大隐患，一是梅克尔只是一个战术专家，自己本身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然他的战术课很成功，从地图到沙盘到现场，都可圈可点。但那也只是培养了一批团级水平的指挥官，导致日军单场战斗可以打得漂亮，遇到国家级战争必输无疑。二是招收的学生都是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士官学校一路考上来的学生，只有他们才能在陆军大学10%的录取率中胜出。不过，这些学生从小就是在军队环境里长大，不了解社会，也不懂政治，学的是打仗，会的也是打仗，一旦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又没有力量能制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三是陆军大学没有辎重科目，这就形成了后世日军不重后勤辎重、军纪败坏的恶果。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而日军又规定了只有陆大毕业才能当参谋，这就形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在外国人看来，军队属于政府领导，军队的参谋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但日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军队指挥政府，参谋指挥主官，少壮派军人习惯于下克上。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参谋们，把中国大地当成了他们建功立业的乐土，肆意妄为，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内阁设有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是俗称的陆相、海相，都是有现役陆军、海军代表性将领担任。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军方的利益，这两个人一辞职，只要军方不再派新的人选去担任陆相、海相，内阁自然就垮台了。因此，日本政府内阁是世界上最容易垮台的内阁。日本军国主义鼻祖、日本侵略扩张的源头性人物山县有朋，就是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在建成军国主义体系后，山下有朋提出了做“东洋霸主”的目标。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生前除了是个军事官僚外，还做过日本政府第三届、第九届两任首相，炮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坏事做绝。他一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死。用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石桥谌山的话说，那就是“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山下有朋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型，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将霸占朝鲜、攫取满蒙的目标逐一实现。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惩膺支那的疯狂迷乱中。不要说是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数也都疯狂了，他们期待天皇、军部、皇军勇士扩大侵略，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如果还有人保持一丝清醒的话，那么他必将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绊脚石。现在，日本人的目光饿狼一样，紧紧地盯住了华北。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日军继挑起华北事变后，没有停步，一方面加进拉拢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备战主角就是华北驻屯军。到了1936年，日军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它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事件一是诱发了日军的“肃军”运动，二是导致了广田毅内阁上台。广田毅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军部威迫下，恢复了已经废止的军部大臣现役制，二是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是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历史上，战后作为文官的广田毅之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两场事情的后果就是战争。“从二二六事件”开始，政党政治彻底退出日本政治舞台，政府沦为军部的一件工具。军部带领日本全力以赴冲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华北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又叫天津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起义后根据《辛丑条约》，在中国的驻军。兵营分别设在海光寺和北平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这支部队在平津地区干了许多坏事，济南惨案、华北事变都有他们的黑手留下的印迹。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将华北驻屯军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据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