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民说：“总参谋长说的对，理论上这两支部队是扛不住中央军和晋绥军的。我不打算让他们强行阻击，那样部队损失太大。我的计划是在河防码头和潼关及小秦岭山区关隘处密布地雷、炸药，阻敌前进，小部队节节抗击，然后在主阵地杀伤敌人，等敌人大举进攻时就主动撤离，然后阻击部队在大路上继续布雷，在两翼袭击骚扰，目的就一个，迟滞敌人进攻速度，为主力赶回赢得时间。另外我想提前派一支精干部队偷渡黄河，隐蔽进入山西腹地，打击重点军事目标，让阎锡山感觉红军就在他的心脏部位活动。这样的话，我估计阎锡山一听说马家军被歼，腹地不稳，而我主力正在向他包抄，就可能撤军。如果他不撤军，那更好，等我主力赶到，他想回都回不去。等阎锡山撤军后，中央军还有多大战斗意志就很难说了，最理想的就是他们乖乖地退回去。如果胆敢继续向西安攻击，那我就不客气了。各位首长都在西安，万不能让他们惊动首长们。”朱老总说：“密布地雷阵当然好，可惜我们没有地雷，你从哪里弄这些东西啊？”刘一民笑笑：“总司令，地雷不一定都是铁的么，瓦罐、水缸、石头都可以造地雷的。上次清溪镇战斗我们已经使用了，效果很好的，你不用担心。你想想，脚下是地雷和炸药包，身边是敌人的军官不停地倒下，中央军还能走的快么？他不溃散就不错了。”毛泽东问：“刘一民同志，你为什么不设想以一个独立师牵制马家军，两个独立师阻击阎锡山，集中主力迎击中央军呢？那样可以一战定胜负啊？”刘一民回答说：“主席，这个想法就是我刚开始的想法，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有几点：一是这场仗本身就不应该打，是蒋介石强加给我们的。现在日寇在华北不停地挑起事端，而我们还在这里自相残杀，稍微有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因此，从我主观上讲，我不想让中央军和晋绥军在这场战斗中元气大伤。因为，如果日军全面侵华的话，首先图谋的必然就是华北，也会利用他们的海空优势向华东进攻，宋哲元的29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中央军都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如果在这次内战中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军和晋绥军，只能让日军初期的胜利来的更快，与全国抗战大局不利。因此，还请中央考虑，多联系其他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对蒋介石施压，尽量不打这次战役。即使打开了，也要对蒋施压，让他尽早收手，控制战役规模，抓紧宝贵时间，做抗日准备。”停顿一下，刘一民接着说到：“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潼关方向的中央军主力兵力太过庞大，一口吞不下去，必须通过迟滞、阻击把肥马拖瘦，消磨其锐气。必要时还需要实施连续伏击，一口一口啃。如果一上来就和中央军对上，很可能陷入胶着状态，那样，敌人的空中优势、重炮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我军就会处于挨打、挨炸状态，即令是最后打退敌人，也很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特别是现在蒋介石吃了几次亏，也会改变战法，一旦中央军不孤军冒进，而是采取集团攻击、稳扎稳打的办法，这里又不是湖南、贵州、四川那样的地形，没有很好的伏击阵地，适于敌大兵团作战。这种情况下，我军会非常困难，除了后退另寻战机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而一旦我主力与中央军成胶着状态，阎锡山就会倾其全部兵力来攻西安，夹击我主力。陕甘边界的马家军也很有可能突破我防线，杀入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可是骑兵作战的好战场，到时候，我军人困马乏，天上有敌机，地上是敌重兵集团挤压，还有大批的骑兵呼啸着冲锋兜杀。那战局就很难说了，可能七军团的处境比当时湘江之战时的处境还要凶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都是连连点头。刘一民又说：“这第三个原因，是中央军、晋绥军的纪律比马家军相对好一点，宁可放中央军和晋绥军入陕，断不能放马家军入陕，特别是青马部队，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的根据地，务必在根据地外将其歼灭。再说，这平原作战，骑兵的威胁太大，消灭了马家军，我军后方就稳固了，即令是前线战局逆转，我军后退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才计划先打马家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又询问了一些细节问题，对马家军、晋绥军、中央军可能出动兵力进行了估算，几个人的意见最后形成一致，命令刘一民按战役设想组织，务必挫败蒋介石对陕西的多路围剿。接下来几天，中央迅速出台了土地改革政策，以陕西省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下发执行。中央纵队的干部们全体动员，加上从原川陕根据地调过来的干部，迅速组建起了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红七军团和陕北红军的配合下，组成了一支支土改工作队，开始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红军占领陕西了，原陕西省委的地下党员们再也不用隐蔽身份了，中央将他们全部动员起来，参加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工作，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刘一民看了中央下发的陕西土地改革政策，见基本精神是土地所有权再分配，去掉了许多过左的东西，除了界定恶霸、地主以外，没有再界定富农、中农，中心就是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就是地主，也规定了只要捐出自己种不了的土地，就不得再按地主对待。看过后就放心了，反正无论穿越前还是穿越后，他对农民、农业、农村都不熟悉，仅有的知识也都是理论上的。相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农民问题研究甚为透彻，只要不搞极左，土改自然就会避免许多失误和悲剧。兵工厂现在全力以赴赶制炸药包，刘一民又命令炮兵团扩大轰天雷部队，将其扩充为三个营，积极训练，随时准备用于防御战。工兵团的土造地雷也造了许多，为了降低运输困难，刘一民让工兵团派人到潼关和黄河边，指导独二师、独三师工兵就地取材，制造黑火药，利用砖瓦窑，烧制陶罐，这样，土地雷的产量就上来了。看看万事具备，就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到来了，刘一民想着唐星樱参加土改工作队走了几天了，想去看看这丫头，就带上李小帅、黄文虎、耿强三个警卫员，往唐星樱蹲点的长安县王曲镇赶去。这个时候已经是正月底了，春天的脚步已是实实在在地走上了渭河平原，春草已经泛绿，桃花、杏花都已长出了花蕾，含苞待放。骑马走在原野上，刘一民心情格外愉快，不禁想起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关于春天森林的精彩描写，就想着要是没有这该死的战争，带着美丽的女孩去春天的森林里徜徉，该多么惬意。唐星樱所在的村子是长安县王曲镇的皇寺村。由于是七军团后勤司令部副政委，所以，唐星樱担任了工作队的队长。这个工作队共有四个人，一个是从川北抽来的干部叫宋光武，一个是陕北红军抽来的老红军叫阎耀彩，一个是西安的地下党员叫武胜志，还有刘一民派来保护唐星樱安全的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年轻的工作队长唐星樱原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农村工作，两眼一抹黑，虽然他们来之前接受了一天时间的短期培训，但毕竟是隔行如隔山，唐星樱着急得天天都想哭。好在几个队员都还算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来了几天，基本把情况摸清楚了。在30年代，这黄寺村已经算很大了，420口人，村里的地基本上都集中在几户地主手里。按照土改精神，唐星樱带着工作队员几次上门做工作，希望这几户地主主动把土地让出来，分给无地农民，但是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户主动交出土地。宋光武和阎耀彩的意见，是先把这几户地主抓起来，直接把地分给无地的贫雇农。唐星樱感觉那样也不完全符合中央精神，中央文件并没有让大规模的批斗地主，而是强调鼓励和动员地主捐出土地，只有在他们不愿意捐出土地的情况下才能硬性分配土地。宋光武和阎耀彩觉得唐星樱太保守，几次给她提意见。村里的那些无地的贫雇农见一个女红军领着十来个红军进村，很好奇，一听说是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开始积极性很高，后来慢慢就没有动静了。刘一民来的时候，唐星樱正在作难不下。一见刘一民，背过人就扑到怀里哭，让他带自己回部队，这工作队长的活干不了。刘一民一看，唐星樱住的是青砖碧瓦的房子，床铺干净整洁，看过《暴风骤雨》的刘一民马上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劝住了哭泣的唐星樱，又把几个工作队员叫过来了解了情况，就对唐星婴进行了开导。首先是住的地方不对，不应该住到地主家里，应该住到无地的贫雇农家里。其次是没有意识到这土地改革是一场革命，不但是分配土地所有权，还要让参加土改的所有农民，包括地主思想上都要发生一场革命。我们提尽量动员地主捐出土地，是为了避免走左的极端，伤害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愿意捐出土地的地主。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地主，要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土地革命是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