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遵义会议的有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11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邓小平(《红星报》主编)、刘一民（中央警卫师师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由于刘一民的到来，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加上由通道到贵州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军事指挥权问题已经不是需要会议解决的迫切问题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升到了急需解决的高度。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多了三个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警卫师师长刘一民都列席了会议。博古开始作报告了。从通道遇见刘一民开始，博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应该说走一路反思了一路。因此，博古今天做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总结的比较到位，对自己主观上的错误检讨得也很诚恳，在报告结束的时候，博古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合承担党内总负责人的责任，并要求辞去常委的职务，请会议推选新的党的负责人。刘一民坐在会议室一角，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博古的报告竟然是这样的，与历史上遵义会议时博古的表现反差太大，看来，博古也是忠诚的革命者，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博古做完报告后，周恩来也做了军事工作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进行了检讨，做了很诚恳的检查。两个报告做完后，开始了会议发言。张闻天针对博古报告中总结失败原因不到位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发言吸纳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也有刘一民在通道和斯通争辩时的思想，特别提出了刘一民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闻天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专门指出：“在通道的时候，原十八团代理团长刘一民同志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党在政治上幼稚，忽左忽右；指导思想上模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组织上机制不健全，缺乏独立性，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三人团凌驾中央之上等错误现象；军事指挥上先是与敌拼消耗，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放弃了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战略转移后，又一味逃跑，造成湘江惨败。一个刚参军的新同志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看不到呢？”应该说，张闻天的发现非常成功。接下来，王稼祥、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朱德、陈云、刘少奇等都作了发言。对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那么幽默犀利，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他红军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则是结合具体战例的成败得失，把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批驳的体无完肤。李德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咆哮：“难道你们想让我一个德国人来为你们的失败负责么？”咆哮完后，就摔门走了。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意识就是随着李德的摔门离去而真正开始觉醒的。中午的时候，开会的人都在红军总部就餐。吃完饭，刘一民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报告在清溪镇战斗中缴获了敌中央军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随身携带文件，里面剿匪通报中有各地红军活动情况，除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和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外，陕北也有红军，领导人是刘志丹。毛泽东一听就问文件在哪里？刘一民取出文件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个人看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其他佐证？刘一民忙将审问韩汉英、唐云山的笔录拿了出来，并且说，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在镇远与工商业代表座谈时，其中一个票号掌柜是山西祁县人，他说他们票号在榆林开有分号，但没有在延安附近开，原因是陕北也在闹红，领头人叫刘志丹。周恩来想了一下，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与林彪同期。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了。”朱老总说：“湘西去不了，就是去了也呆不住。苏区现在回不去，回去了还要面对蒋介石的疯狂围攻。四方面军西进后，现在根据地也不稳固。是得认真研究红军转移的落脚点啊。”毛泽东问：“刘一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刘一民回答说：“我参军晚，见识有限，这些大事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只想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总司令打胜仗。不过，我考虑，我们红军要想真正发展，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现在和国民党作战，胜也好，败也好，在许多老百姓眼里都是打内战。我们红军提出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很好，要是我们能够真正北上抗日，必然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呼应和支持。如果机会成熟，甚至可以联合国内各种势力，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样，既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又可以让我们的红军发展壮大，积累力量。而且，按照目前情况判断，日本人恐怕不会是仅仅占领东北这么简单。据韩汉英交代，蒋介石政府内也有人判断日本会全面侵华。据韩汉英说，蒋介石到贵州追剿我军，一方面是想消灭我们，另一方面是想让地方军阀和红军拼斗，消耗双方实力，第三方面是夺取西南政权。据说此计出于蒋的高级谋僚杨永泰之手，在蒋内部高层称为一石三鸟之计。唐云山也交代，蒋介石是准备夺取贵州、四川政权后，建设西南大后方，准备将来和日本大打的时候，有个坚守的地方。唐云山还交代，薛岳接到的命令不是追击红军，而是直插贵阳，督促王家烈的黔军和龙云的滇军北上追击红军。清溪镇战斗时，中央军是往贵阳去的，不是往黔北来的。韩汉英这个人，领兵打仗一般，但在军事修养上是不错的，要不然我就把他和唐云山枪毙了。”周恩来问：“陕北这地方你了解不了解？”刘一民说：“我没有去过，不了解。只知道那里是李自成的家乡，荒凉贫困。不过从战略上讲，可以东出山西、北连蒙古，西略宁夏甘肃，南下八百里秦川，回旋余地相当大，而且远离蒋介石的核心统治圈。”毛泽东说：“恩来，我们得马上想法收集陕北红军和陕北的有关情况，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多一个选择。如果能够确认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结束漫无目的的转移了。”朱老总说：“要是能在会上定下决心，我们的战略目标就要发生大转变了。刘一民同志，你可真是我们红军的福将，带来的不单是新观念、新思想，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喜讯。真要好好感谢你啊！”毛泽东说：“朱老总，这是胸怀全局、战略思维。刘一民同志，好好努力，我们红军大有作为啊！”周恩来说：“要是我们能和四方面军汇合，合兵一处，实力就会大涨，到哪里去都不怕。”朱老总说：“恩来啊，湘江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曾电令四方面军发起攻势配合，国涛同志好像没有反应啊。”毛泽东说：“多少年没见张国焘了，不知道此人现在心性如何？”刘一民看这是个机会，就报告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据韩汉英交代，他们部队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俘虏了一部分红军干部，据说这些人都是被张国焘清洗出来的。听他们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白雀园搞大肃反，杀人杀不过来，就用机枪扫射。霍邱县委全被杀光，六安县委留了两个炊事员，其余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被杀了。赤南县苏维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