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三四十年代日本人修建的大型水坝中——比如说松花江的小丰满，发电机组都处在水下十米左右的地方，到达发电机的技术层就需要一种特别的升降机，这种叫做“沉箱”的装置也是在大坝建设时用来运输大型的电机零件，一般在大坝测试完成后会拆掉，如果不拆掉则一直作为检修时到达大坝底层的唯一通道使用。在我脑海里，只有这种巨型的升降机是完全用铁皮包住的，它的外壁是正方形的混凝土垂直管道，里面包着钢筋加固的铁皮板。这种升降机一般不在泄洪的时候使用，因为泄洪的时候，整个大坝的底层完全是泡在水里的，降到下面也没有用处。我当时看到这个铁舱，突然意识到，会不会这个铁舱是焊接在这种巨大的升降机上的？我们进入的时候，那块铁墙其实就是升降机的入口，我们进入了铁舱之后，其实就进入了那升降机的平台上。想到这里，我茅塞顿开，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事情——在铁舱里听到的我以为是大坝受压发出的声音，和各种奇怪的响声，现在想想就感觉不对，那似乎是轮轨摩擦的声音，难道我们进入这平台之后，这平台竟然动了？现在又听到了铁舱外面的水声，难道在我们进入铁舱的这段时间里，有人启动了这台升降机？我们不知不觉，已经降到了大坝底层的水下了？这只是我一个推测，想完后我觉得很荒唐，如果真是这样，何以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况之混乱，要说绝不可能是我想的那样，我也不敢肯定。另一个我觉得我可能正确的原因是：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袁喜乐和陈落户的突然失踪，倒是有了一个极端合理的解释了。我的注意力投向了铁舱内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是我在刚才恐慌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我此时自己都有点奇怪，为什么刚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地方是最有可能让人消失的，可能性远远高于那个饭盒一样的通风管道口。这个角落，就是铁舱的气闭门，也就是我们进来的那道门。我走到门边上，看着门上的孔窗，窗外黑黢黢，隐约能看到一点点的光，现在看来，不像是外面透进来的，而是我们手电的反光，整体情况似乎和我们刚进来这里的时候一样。我看着这门发起呆来。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们刚才之所以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门，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门外是骇人的毒气，所以，袁喜乐和陈落户，如果他们是从这门里出去，不仅他们会死，我们也肯定会受牵连。也就是说，只要这门一打开，无论是闻到味道，还是毒气侵入，我们都必然会发现。所以既然我们都没有死，那这扇门绝对没有开过。但是，按照我刚才的想法，如果我们所在的铁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沉入到了大坝的底部，那外面就可能不是毒气了，那在刚才的应急灯熄灭的时候，袁喜乐完全可以在黑暗中打开这门出去，陈落户也是同理。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注意门的方向，虽然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理论上这完全有可能办到，或者说，这是现在唯一可能的解释了。问题是，我推测的前提正确吗，门后确实没有毒气？我把我的想法原封不动地说给了副班长和马在海听，马在海马上摇头说不可能。在他看来，这种说法有太多的破绽了，这么大的东西如果真的下降过，这个铁舱里的人不可能没有感觉。袁喜乐何以能在黑暗中准确地找到门的位置呢，开门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副班长低头不语，但是看表情显然也同意马在海的看法。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我想了一下，心说确实是这样。事实上，如果我还原整个过程的话，就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些很难解释的部分，首先就如马在海说的，袁喜乐如何在黑暗中清晰地知道门的位置，接着就可以衍生出，她是如何在黑暗中避开所有人混乱的手脚，在我们身边毫无声息地通过的，她又不是猫。这是一个反命题，也就是说，在我们认为黑暗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放走袁喜乐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解释袁喜乐是如何解决同样问题的？这看似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看了整个铁舱内的布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整个铁舱的中央，有一张焊死的长条形的铁皮台桌。台桌上是我们弄得凌乱的纸和无法辨认的碎片，但是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桌子的一头是袁喜乐蜷缩的角落，另一头就是那道气闭门，而当时我们再混乱，也不会爬到这桌子上去，当时只要踩着这个桌子就能非常迅速地到达气闭门。而陈落户就更容易解释了，毕竟当时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通风管道里。不过马在海听了我的解释就去看那铁皮桌，却发现整个铁舱已经乱得根本无法还原，现在去看也没有任何的痕迹。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根本没有实际的根据。我们三个人大眼瞪小眼，一下子也有点无所适从。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说法其实并没有缓解我们的紧张感，反而让我们几个平添了许多烦躁。确实当时我的话已经影响了他们，他们也开始动摇，但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变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那道黑黢黢的铁门后的情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梦魇。如果这后面真的如我所说，没有毒气，那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打开那道气闭门，看看这大坝底部的空间是什么情况，袁喜乐和陈落户又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如果我错了呢，那我们打开这道门，不是等于自杀吗？当时想着这些让人发狂的事情，三个人都看向那道铁门，露出了非常复杂的表情。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在一种精神煎熬中度过的，因为最令人无奈的发展，就是毫无发展。我们在铁舱中，时间一点一点流逝，饥饿感越来越强烈，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在角落里进行大小便，臭气熏天。这样的环境下，四周的一切却好像永恒一样完全凝固了。没有人提出来，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所有人都看着那道门，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问题，打开这门就马上有答案。这其实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一种斗争，看的是我们选择哪一方。作为一个虔诚的**员和解放军军官，我们当时的选择应该非常明确，但是实际上，当时的焦虑却丝毫也不比普通人少，反而中间还掺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如此说说你也许无法理解我们的苦闷，因为单纯从几个男人的角度，特别还是我们这种农民阶级出身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在一个有屎尿臭味的封闭空间里，待上几小时，并且饿着肚子，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说这件事情有一个期限，比如说一天，或者一个星期，我并不会觉得这有多困难，更何况这样的事情还被冠以任务的头衔，那比拖到印度去打仗要轻松很多。但事实上，让我如坐针毡的是，我们在这里的困境是无限期的，也就是说，只要你不打开那扇门，这一切就将继续，直到我们死亡。这实在是要让人发疯的事情，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浑身的毛孔都要炸掉了，而我烦躁到这种地步是非常少见的，在这之前就几乎没有发生过。我们一开始先是讨论，然后坐立不安，安静一阵子，然后又烦躁一阵子。我和马在海都轮流去看看孔窗，又去摸摸铁壁，做着很多毫无意义的事情。副班长则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在思索什么。这种令人窒息的烦躁与抉择，我们整整坐了大概七小时，最后，是副班长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气闭门的边上，一下抓住了轮盘门闩。接着就往外开始拧。副班长当时的表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很想形容那是镇定与坦然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但事实上，我知道他也和我们一样，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他们这种战场下来的人，看惯了生死，在某些关头往往更容易作出决定，所以他第一个作了选择。轮盘门闩弯到一半，我们那时才意识到他想开门，我做了一件相当窝囊的事情，竟然想冲上去抱住他阻止他，不过还没有动作，副班长却自己停了下来。他的表情很冷静，转头对我们挥了一下手，说让我们靠到内壁，如果有不对，他还可以马上关上门。马在海这个死心眼就是坚持要和他在一起，副班长说他这是上过战场和没上过战场的区别，凡是上过战场的，都不会去干那些白白送死的事情，因为活下来才可能对祖国有价值。马在海不听，被我死死拖住，副班长后来烦了，呵斥一声别吵了，马在海才安静下来。我和他退到内壁，看着副班长，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几乎没有犹豫，猛地一转门闩，从门内发出一声相当轻微的“咯吱”声，气闭门四周猛然一缩，门悄然就开了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