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实实坐在会议桌旁边听别人说话，既然发言的是韦泽，汪海洋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其他与会人员基本都是他父兄这一波的人，这帮人处理问题的老练的确不是汪海洋三两天就能跟上的。韦泽都督一开口，内容就把汪海洋给镇住了，“就以德兰士瓦共和国战败为基础来做计划吧。”如果不是都督发言，汪海洋甚至不敢相信这发言是真的。支持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武器还没运完，民朝就确定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败？这中间的跳跃也未免太大了。其他人并没有意外，更没有无所适从。军委就提出更全面武装中国矿山装备的建议，外交部则表示如果英国主动和外交部接洽，外交部就将宣布中国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商业利益不许受到任何侵犯。如果英国没有主动和外交部接洽，外交部就将在冲突即将开始阶段主动上门向英国宣布中国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商业利益不许受到任何侵犯。军委里面的海军代表没说那么多，代表只问了一个问题，“海军要考虑何种战争强度？”韦泽答道：“做好英国大舰队出动的可能。”看着听着一众参与者们如此轻松的回答，汪海洋的感觉只有一个，国家主席的权力就是比总理大太多。韦泽都督的官方职务是民朝主席，他就是那个拍板的。总理只是领着政府执行权力机关决议的行政部门头子而已。更何况现在的局面不管多么激烈，各种相应准备已经完成，整个国家需要的只是用之前已经完成的应对措施来处理问题。金矿问题并没花太久时间，汪海洋并没太多需要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唯一问题就是移民北美的工作需要强化。如果能在未来四年里面达成2000万就好。“那就招工吧。”韦泽给了个建议。既然移民变得如此困难，把当地视为一个超大型的国营农场，去那边的人是工作而不是移民。不知道这种做法能否让大家的顾虑打消。别的委员不反对，汪海洋就决定试试看。需要整体拿出来的问题讨论完之后，各个部门都开始处理自己的工作。按照日程安排，韦泽参加了国务院的工作讨论。此次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改造，完善生产流程。历史上现代企业管理是从泰罗制制开始的，不知道是不是韦泽出现之后对世界的影响太大，泰罗这个人到现在还是籍籍无名，从来没人提及。而中国自己的企业生产管理则在韦泽的努力下被启动起来。泰罗制的核心之一就是“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为了达成目标，泰罗制的管理内容大概包括1、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2、制定工作定额。3、选择最好的工人。4、实施标准化管理。5、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6、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7、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8、实行职能工长制。9、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韦泽也学过这部分内容，他就把其中印象深刻的拿出来作为民朝企业管理的纲领。“……科学管理是过去就存在的各种要素的集成，即把原来的知识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组合并归类成规律和规则，从而形成一门科学…………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作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不是拿着秒表观察一个人的工作并记下他的情况；它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对工人动作的分析…………科学管理不是印制一大批表格并将表格发给一些人，而且说：‘这就是你们的制度，照着办吧’；不是分工工长制或职能工长制……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时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一般人在听到‘科学管理’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这么一段有些否定之否定风格化的论述让韦泽印象深刻，他自然也拿来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劳动就存在矛盾。“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企业所有方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同样，企业所有方本身也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到底这个企业是一种国有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劳动完成自己价值的场所，还是一种简单用来增加自己资产的工具。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理论性的东西就这么在会场上飞来飞去，韦泽倒是能听明白，很明显不少与会者没明白，或者明白了之后也不认同。不管怎么样，制度就是制度，政策就是政策。凡是不服从制度，不执行政策的就得从体制里面清理出去。工业部部长做了个发言，“为了扭转工人同志对于脑力工作的偏见和误解，我们最近考虑在国有企业里面实施能够让工人同志提高认识水平的尝试。还有公开分配制度模式的尝试。”这话说的挺勉强的，不怪工业部长有这种心情。高高在上的执掌者必须弯下腰向那些不懂这些上层殚精竭智才弄出内容向基层工人讲述，这给人的感觉未免怪怪的。甚至会生出“谁才是老大”的质疑。不过工业部和其他部委这次都没有提出疑问，十几年来优秀工人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有精干的班子和职工队伍，企业的水平就能大大提高。没有这种职工队伍，企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尝试中，制度讲的越透，工人懂得越多，只要能够清除那些反体制的害群之马，工人就会秉持着“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完成应该的工作。当然，在这种明确的制度下，那些以提高自己能力为目的的工人也能脱颖而出，成为技术骨干，走上领导岗位。公开讨论，把内在的管理原则和各个岗位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工人讲清楚之后，封建制度那种山头主义在国有企业里面被极大削弱。那些率先采取了这些模式的工厂都有不错的效果。虽然上层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可他们也不敢对抗韦泽主席和政治局确定的政策。看韦泽一言不发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缺乏这种会议主持经验的汪海洋心里面就感觉惴惴不安起来。汪海洋自己也有记录的习惯，和大部分领导人员的习惯差不多，记录中一部分是别人谈的重点方向或者重点数据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人的看法。认同那些方面的东西，不认同哪些方面的东西。这远比具体工作更重要。以民朝的系统，汪海洋可以在事后拿到那些报告书，还有会议后整理出来的书记员记录的会议记录内容。但是那种一瞬间的对人的判断稍纵即逝，用笔记录下来比什么都可靠。现在都督那种隔一段时间就写几笔的方式怎么看怎么像是对个人的评价，一旦让都督给某人定个属性，这人的命运大概也就被确定了。而且被定性不仅是这帮部委人员，汪海洋本人也是被观察被定性的对象，这由不得汪海洋不紧张。和汪海洋想的差不多，韦泽的确在记录对应的内容，不过这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要为党委会议的党课学习做准备。思想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党会上有提问过程，韦泽若是不能提前有所准备，面对一个个问题，特别是那些提问者们有意无意提出的“存在预设前提”的内容，韦泽总不能态度严厉的告诉那帮人，“别给我预设前提”。该回答的东西总得回答，如果能通过党会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至少是在认识问题的方式上能够有共识，带来的收益将是极为重大的。国务院的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汪海洋也终于有时间来处理一些针对性的工作。和韦泽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汪海洋对韦泽说道：“都督，最近湖北省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也向湖北提出了建议，但是湖北省明显没有答应。”韦泽听了这个情况，回想了一下上次和周正雄见面时候周正雄表现出来的那种破釜沉舟的心境，他倒是完全能够理解发生这种事情的缘由。韦泽当时就认为，想强行扭转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容易实现的，不过强行管制却不是不能实现。贸易保护主义一搞，对其他省份的货物进入湖北进行阻挠，至少表面上能够看到些意思。但是这做法的成效会如何，韦泽一点都不看好周正雄。除非周正雄能让湖北省人民相信，外省的优质产品从此永远进不了湖北，否则贸易保护的作用可不是周正雄可以想象的。只是哼了一声，韦泽却没有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