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让中国结束贸易保护主义》，这么一个标题出现在泰晤士报上的时候，信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闻到些不祥的味道。李新当了外交部部长之后，外交部进行了全面调整。首先就是驻欧美各国的大使统统替换。李新在会议上对大使们盛赞了前外交部长左志丹同志在开拓外交工作和领域上的努力，然后就把这些大使统统放到了资料收集整理的重要职务之上。从商务部调来的人员经过一番训练之后就派去各国当大使。当然，商务部也从外交部调走了一批人员在商务部工作。在新的外交部工作计划中，外交与商业一定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外交要为中国的商业充当先锋官。如果还是左志丹那时代的思维，外交部只是一个传声筒，那外交部绝对可以砍掉一半以上的人力。传个话哪里需要这么多人手。新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就是以前商务部欧洲司的一名骨干，看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消息，大使明确感受到了相当的压力。想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商务政策，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战争。就如中国控制了越南靠的可不是什么圣德，而是借用了法国人试图打通红河到中国云贵地区通道的军事行动。紧张归紧张，中国驻英国大使可没有害怕。中国国内希望用强硬手段控制西太平洋的想法始终没有停止过，现在的问题仅仅是中国力量不足，而不是中国不敢和英国人刀兵相向。为了尽可能弄清英国的态度，中国驻英国大使开始发动力量寻找这个说法的源头。这番查询的努力并没有结果，泰晤士报不可能泄露自己的情报来源。别说面对中国人，就是面对英国政府，泰晤士报的态度也一样。但是泰晤士报却抓住这个机会，希望采访一下中国驻英国大使。中国大使衡量了一下，最终同意接受了泰晤士报的采访。采访的内容比较多，包括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的很多情况。中国大使就尽可能比较认真的回答了泰晤士报的采访。三天后，泰晤士报就报道了这次采访。题目是《法国大叛乱的继承者——中国！》副标题则用了相当耸动的说法“93年重现！80年后的吉伦特派！”在此之前，欧洲对中国没有特别恶感的人喜欢用东方拿破仑来形容韦泽。拿破仑利用了督政府，最后一步步爬上了皇帝的宝座。韦泽从太平天国中分裂出来，最后当了皇帝。这是欧洲人对韦泽的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可听了信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对中国的介绍之后，泰晤士报先觉醒了。韦泽哪里是一个皇帝，这厮只是给自己扣了一个皇帝的称号而已。实际上韦泽的真正职务是光复党主席，光复军军委主席，中华民朝国家主席。后缀的荣誉称号则是“皇帝韦泽同志”。中国只有各种共和国的选举制度，并没有皇室继承权的任何法律规定。而中国的现行政策能与韦泽相比的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韦泽经过审判处决了大批的满清上层，实际上满清上层被杀了个精光。中国中央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土地国有化，所有农民都得分到了土地，虽然土地是从国家那里租用到的。欧美早就很清楚中国对欧洲宗教的态度，中国zheng府不接受任何外国传教请求。法国大革命期间，对于贵族和教士的屠戮是那是极为凶狠的。大有赶尽杀绝的意思。这篇报道一出，在英国立刻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英国上层其实也知道这些，不过他们关心的重点不在这里。英国要求的是中国向英国开放市场，市场开放问题解决了，英国商人在中国并没有遭到刁难，这也就够了。中国名义上是个帝国，实质搞共和，这和英国人有个毛的关系。中国可一点都没有到处推行共和制的打算。英国上层那一小部分人知道中国制度的本来面目，可整个英国对中国知之甚少。看到这个东方国家居然是一个共和国，整个英国知识阶层都沸腾了。欧洲比较早的共和国中成气候的也就是荷兰。1795年荷兰被法国占领，1806年拿破仑之弟任国王，荷兰被封为王国。1810年并入法国。1814年脱离法国，翌年，荷兰和比利时、卢森堡成立荷兰王国（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1848年荷兰成为君主立宪国。一个共和国被改造成了君主国家，而另外一个曾经震动欧洲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早就烟消云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1848年勉强撑到了1852年，随即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如果不是拿破仑三世莽撞的发动了普法战争，只怕现在法兰西第二帝国还维持着欧洲陆上霸主的地位。1870年出现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出现开始就不受整个欧洲的待见，而且托了中国的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梯也尔刚被撵下台。梯也尔自称是“保王派”，也很想恢复帝制，但又害怕把国王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可能激起法国无产阶级再次起来革命。他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恢复帝制，条件还不成熟。梯也尔主张建立一个保持反动内容的共和政体。他提出，“共和国要么是保守的共和国，要么根本不要共和国。”这话激怒了国会中的共和派。连保王派也认为，梯也尔已经不能胜任他所担任的职务。正好梯也尔下令对越南进行的军事行动失败，消息传到了巴黎，政府态度一致，逼迫这位总统乖乖下台。法国国内保王党势力依旧强大，整个欧洲都反对共和制度。遥远的中国竟然是一个披着帝国外衣的共和国，英国知识界先是大惊失色，随即一起聒噪起来。率先发炮的自然是坚信君主制度是最好制度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历数了欧洲共和制度国家的下场——全部被君主国家给消灭了。共和制必然导致国家的弱化，即便是一时的强横，也属于回光返照般的强横。随即就会完蛋。这些人大骂中国韦泽政权的邪恶，诅咒这个政权迅速覆灭。保守派们行动力还不错，加上中国与英国的商业矛盾，在保守派的鼓动下，不少失业群众跑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面抗议，一面喊着“中国人滚出去！”“共和制的贱民滚出去！”“共产党滚出去！”还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丢石头。立场比较持中的学者们只是表示了讶异，中国这个东方的君主制大国怎么会受了共和主义的蛊惑，实施了共和制。他们提出了种种看法，这些人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是，韦泽仅仅是一个独裁者，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什么地方都有少数派，在保守派和持中派纷纷发言之后，社会主义派终于发生了。在英国，社会主义派能够影响的报纸很少，经过一番串联和准备。在1873年12月，所有立场比较倾向社会主义的报纸联合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乌托邦降临！》不仅有报纸，这篇文章还被印刷成了传单，在英格兰各个主要城市的工人聚集区分发。文章以热情的文笔歌颂了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朝政府。土地国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命脉，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工人的工作后的再教育。国家提供住房，国家打击高利贷，人民军队承担的救灾义务。男女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执笔者是不久前刚回国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试图跑去中国向中国的大皇帝韦泽申请资金，以回到欧洲搞共产主义运动。韦泽毫不留情的拒绝了这个要求，倒不是韦泽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没兴趣，而是韦泽认为现在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没有可投资性。送给他们一点钱，韦泽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死心，他们在中国窜了一圈，试图找到对共产主义制度有兴趣的支持者。支持者一个没找到，但是这帮人却被中国现行制度给骇住了。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跑回欧洲，他们正好赶上了英国对中国制度的大批判。这帮人就以万分热情讴歌起没有贵族，没有封建地主，没有吃人资本家的伟大中国。在文章最后，执笔者大声呐喊，“中华民朝的建立已经证明了乌托邦是可行的，与巴黎公社一比，中国走的更远，更成功！地上天国的雏形已经出现，我们现在不要再为人类伟大未来的蓝图苦思冥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仅仅实在欧洲把中国复制出来！当胜利达成的那一天，所有欧洲政府的大门上都会镌刻着一句话，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所有欧洲国家在庆典上的欢呼都将是，劳动人民万岁！！”中国驻英国大使放下手里面已经看完的传单，他疲惫的闭上眼睛，手指揉着太阳穴长久不语。传单标题写着《中国如何通过制度来避免经济危机！》大使接受泰晤士报采访的时候只是想扩大一下中国在英国的知名度，宣传一下中国的真实情况。鼓动起阶级斗争绝非大使本意。年轻一波的中国官员们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了反封建的立场，但是他们中间没谁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觉悟。大家也唱《中华革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