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之间经济上的矛盾的确有，不过在韦泽写了一篇《现阶段国家内部经济矛盾》的文章之前，大家更注重的是现实上某几项产品。时间紧任务重，韦泽没有高谈阔论一番，所有要点都是现阶段各省工业发展不平衡的论述。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党代会、政府会议、人大，三方面的代表都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现代工业国家的核心是尽可能让一切交易都由国家控制，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新中国超过一半的社会贸易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至少经过政府控制的渠道。各个大型的工业企业依靠水运、铁路，把自己的产品向整个新政府控制区倾销。炸了滟滪堆之后，轮船逆流而上，把广东货都给运到了成都。这样的变化在韦泽看来就是毛毛雨，可在1867年的中国则是惊天动地的变化。小农经济正在以空前的速度解体。工业省利用工业优势，通过轻工业品从其他地区玩命的吸血。新诞生的工业人口有国家发放工资，农业人口则承受着工业化的沉重压力。只要自身的生产水平与工业实力没有发生变化，工业省份与农业省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就将继续维持下去。这不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产品的问题，而是各省的工业能力问题。各省的代表当然没有理由心甘情愿的为外省做贡献，湖北省代表公开声称，“不能让广东一直从湖北吸血。”广东省省长庞聪聪立刻反驳道，“你不能总谈吸血，我们广东为革命做的贡献去哪里了？我们今天有的一切那一点是湖北省支援的？湖北那点工业还是我们广东支援的！”“没都督领着大家在广东搞建设，你们广东有个蛋啊！”湖北省代表立刻毫不客气的反驳道。大家都是战场上过来的人，死都吓唬不了他们，吵个架谁怕谁啊。争执越来越激烈，最后连原本想劝架的广东省委书记王明山都在湖北以及湖南等地的代表的言辞下按捺不住，最后也加入了争吵的行列。争吵从工业水平发展到了具体项目，最后变成了地域攻击。“广东人那帮只懂得做生意的秉性”这句地图炮放出来，引发的就成了“湖北都是九头鸟”的还击。虽然湖北省委书记郑家俊是广东人，而广东省长庞聪聪是湖北人。可开起地图炮的时候，大家可是丝毫不在乎那么多。最后蹦出来弹压的是总理毕庆山。总理毕庆山呵斥两边的时候脸都有点绿了，为了弹压不平之鸣，他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和各省代表和干部谈话。见毕庆山真的生气了，两边才算是消停下来。不过记下来的几天里头，两省代表看到对方都是鼻子朝天，怨恨根本没有得到化解。当总理毕庆山以及一众负责纪律的同志要求韦泽出来强力弹压的时候，毕庆山抱怨韦泽那篇文章就是火上浇油。“我们要说实话！同志们，一定要说实话！”韦泽可没有一丝一毫的反省之意。见到韦泽如此，毕庆山心里沸腾着火山一样的愤怒。他没有冲上去殴打韦泽，只能说他还真的气量变大不少。作为始作俑者的韦泽对此安之若素，他继续厚颜无耻的谈道：“新政府揭开了盖子，让现状暴露在大家面前。这本该引发强烈冲突的局面却没有让大家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因为新制度下好歹能让百姓不饿死。如果这个局面只是暂时的，大家的整体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这些矛盾都不是问题。如果经济就此停滞，那积累起来的问题就会掀起惊涛骇浪！”毕庆山听了之后冷哼一声，“陛下，你要是不把这问题暴露出来，你只要不明说，我觉得大家就更不会对立了。”韦泽摆摆手，“说瞎话固然能让某些矛盾不立刻爆发，可瞎话就是瞎话，矛盾还在哪里没有变。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说不出来实话，就跟大夫看病一样，怕的是他不知道到底怎么生的病。真知道了，那就可以着手解决问题。”现在经济的主治大夫无疑是韦泽，毕庆山翻翻眼，“那陛下有什么良方么？”两天后，专项内容讨论会场里面座无虚席。“到底是运输肥皂便宜，还是运输棕榈油便宜。这是一个问题。”韦泽的语气颇有著名的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里面那句“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一样。已经开发出日化产业的省份代表坐在专项讨论会场的右半边，尚且没有开发出石化产品的省份代表们坐在谈论会场的左半边，给予不同的立场和期待，大家也不矫情，态度与位置泾渭分明。韦泽看了看两边的人员，他带着微笑说道：“我现在想给大家谈一个问题，棕榈油产量并不高，与其在这里谈分配，还不如先组一个代表提案去棕榈油产区看看情况。我现在能拿出的方案很简单，以后增产的棕榈油可以运到其他地区去。这个也并不会太久。反倒是增产的事情是个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增产来解决所谓的矛盾，基本属于扯淡范畴。韦泽的经济学知识即便是不多，他也很清楚这点基本道理。但是韦泽现在对于棕榈油生产地区的发展并不放心，虽然兰芳地区的报告总是“正在干，努力干”。可到底那边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困难在哪里，而远景又是怎么样的，韦泽现在也只能看报告。如果能有对棕榈油增产非常渴望的一批人前去看看虚实，这比什么监督机构都更加接近真实。官员之间包庇是官员们的问题，可官员之间一旦出现了利益冲突，而且是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斗争的激烈程度就会增加。没人识破韦泽的“奸计”，至少现阶段对日化产业非常渴望的省份代表们是非常支持的。“陛下，请尽快安排！”韦泽曾经听说过一句话，“所有家庭问题，99%以上都是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利益问题，没钱自然是百事哀。有钱用不对，更能在家庭里面造成惊涛骇浪。自尊这种情绪化的态度更会引发超强的对立。家庭如此，国家其实也差不多。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经济做大做强。中国科技这十几年间算是长足发展，也就是把英国、法国等科学理念勉强引进了中国“科学界”，如果现在真的有“科学界”这个东西的话。很多基础实验勉强算是做过了，一些生产工艺，企业总算是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工厂里面也能口不对心的承认，“管理”和“管人”是不同的两码事。指望现在爆“黑科技”还不现实，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扩大领土，增加出产。南海的种植园无疑是最佳手段。“同志们，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要在69年开始搞五年计划，为什么不是今年搞，为什么不是明年搞，而是后年开始。因为未来一年我们要做宣传。五年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干了再说的事情，五年计划包括了大家对国家的理解。五年计划第一个思想基础就是消灭封建思想。不能画地为牢，不能以邻为壑。当个广东或者湖北的省长，就变成了广东王湖北王了么？除了本省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国家的问题。五年计划的核心之一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而不是各行其是。现在大家知道一部分问题在哪里，在未来的准备期间，我相信我们还能看到更多问题在哪里。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团结！只有团结才能胜利！”在韦泽的诸多发言里面，此次发言的不被待见程度暂时可以排到前十位。各省代表们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工业比较强的省份感受到了其他省份急追猛赶的决心，自然是压力山大。而工业势力很弱，甚至是还来不及发展本省工业的省份，因为比较清楚的知道其他省份的工业水平，对于发展本省工业的信心也不是那么充足。散会之后，广东代表们讨论的是“每个省情况不同，完全这么干，都督不让我们活了？！”湖北省代表谈论的是，“都督要是早这么干就好了，咱们湖北解放的也不晚，若是早些给咱们湖北造些工厂，那不就没今天的麻烦了么！”不管工业实力强还是弱，不管讨论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对韦泽某种程度的不满倒是挺一致。总理毕庆山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几位湖北省的全国代表正在他家等着，看着那帮人跟小学生一样整整齐齐坐在墙边的一排凳子上，他心里面一阵的不爽。最近几天里面“听说一五计划里面有对各地工业建设的规划”的传言甚嚣尘上，各个省都在努力前来打听消息。可这些内容制定者是韦泽，毕庆山只是个执行者。来找他实在是找错了人。看着湖北省代表的表情，毕庆山又心软了。他说道：“走，进屋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