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尤其当这个惦记你的贼还是堂堂大唐皇帝的时候。“你是认真的？”李世民问着李超，怀疑他是在转移话题。贱籍贱民，由来已久。如果严格点说，贱民是指排除在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外的人，这些人贱籍世袭，世代为贱民，操持贱业，不得改变，他们不能参加科举，也不能当官，甚至连当府兵的资格都没有。乐户娼优伶人等。有贱籍还有贱业，贱籍的人都只能从事贱业，贱业就是乐户、娼妓、伶人，甚至皂卒胥吏等都属于。这和阿三的种姓制度差不多，贱民是不能更改的。如果宽泛点讲，商人和工匠也属于贱籍，工匠和商人一个属于匠籍一个属于商籍，都不纳入良籍。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也是不能考科举入仕甚至是当府兵的。在大唐，一等公民当然是士和农。二等的就是工匠和商人了，三等的就是那些*，乐户娼优伶人皂吏等。当然，若要论最卑贱的，则还是部曲和奴隶。他们连人都算不是，只是私有财产。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奴隶不算人，也不算国家子民，国家没给他们权力，他们也对国家没义务，这些人不服役不纳税，反正连生命都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自然跟国家没半点关系。李超提出朝廷公开制订律法，允许这些奴隶、贱民们，通过向朝廷缴纳钱财，改变自己的籍贯，允许他们成为良民。这对朝廷来说，不仅仅是拿到这笔还良钱，关键还在于国家人口的增加。良民才是国家人口，贱民可算不上。这些从贱民改为良民的人，朝廷可以把他们安置到边疆屯垦，他们为朝廷垦荒实边，向朝廷缴纳税赋，甚至是服兵役、瑶役这些，对于朝廷来说，这都是国力的壮大。这条政策，其实就跟这前整顿佛寺一样，和尚们也一样算不得国家子民，那些只是寄生虫而已。“朝廷不但可以让官奴婢为自己赎身，也可以规定，私人奴隶的赎身标准，只要能拿出这么多钱给奴隶主，官府就为他们主持赎身。”李世民也有了一些兴趣。“但是，奴隶只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他们哪来的钱呢？他们连命都属于奴隶主了，生的儿女都是家生奴隶，哪里可能还有钱？”李世民知道李超家里也有奴隶，而且数量不少，府上，庄园里，都有许多，来自各处。但李家的奴隶据说待遇不错，哪怕是奴隶，可李府也给他们制订了工作和休假时间，给他们制订了工作薪资标准。虽然这个薪水较低，但努力干活还是能拿到工钱的，而且干的好，还有奖励。最高的奖励，则是每年一定数量的放免额。也正是因为这些，李家的名声一直很好。但如李家这样的毕竟是少数，其它的豪门大族，也许对府里的丫环奴隶们给点月钱，但对下外面庄园、矿山、工坊里的奴隶，可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待遇了。能够填饱肚子都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若是偶尔给点休息时间，或者赏点吃的，那都是好的，还想拿工钱？奴隶制度，其实对于奴隶主有好处，但对于国家来说好处不大。因为这就跟春秋时代分封制一样，周王分封的诸侯下的家臣，只以自己的家主诸侯为主，并不会尊家主的君主为主。诸侯们的家臣，眼里只有封君，而没有周天子。同样道理，奴隶们的眼里，他们的天是奴隶主，而不是大唐皇帝。另一方面，朝廷也无法从这些奴隶身上征收税赋，也不能征发他们服役。“陛下，朝廷也许可以拿出一个律法来，规定所有奴隶不论官私，都享有最低薪水保障，朝廷制订一个最低薪水标准，奴隶主们必须按这个标准保障他们享有最低薪水。”李超提议出台一部劳动者保障法。本来他是想叫奴隶保障法的，但想想还是算了。“给奴隶定一个最低薪资标准？”李世民越听越觉得有意思，这个事情，可真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连太子承乾，都已经正襟危坐，认真的听李超解释了。“陛下，我这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现在，那些奴隶对于大唐来说，什么都不是，于国没有半点益处。我们制度这个劳动保障法，保障奴隶们有基本工资，享有基本的人身权益，往大里说，是仁是慈，是陛下心忧这些奴隶，是可怜他们。而如果从实际点的方面考虑，则是配合从良法，让这些奴隶可以存钱，可以交钱后赎回自由，成为良民。”“一个奴隶，他不是朝廷的子民，对朝廷没有任何好处。可一旦从良，他就是大唐户籍上的人口，是朝廷的税赋基础，是朝廷的兵源。对大唐来说，增加一个人口，国力就增强了一分。”听着确实是这么一个意思。上次搞佛道整顿，朝廷新增的人口相当吓人，户籍人口大增，丁口大增，国力大增啊。只不过。李世民不是太子，不会如太子那样听李超几句话，就笑的合不拢嘴。他考虑的更多，也想到更多。这个法规，确实是保障国家利益。但是，这却是要从贵族地族们手里挖肉啊。那些奴隶主本来可以一文钱不用付给奴隶，可现在来个最低保障工资，他们就要额外的增加一大笔开支。对许多奴隶主来说，购买奴隶，就跟买牲口一样，是用来劳作的。你见过有给牛马发工钱的吗？管着他们吃管着他们住就好了，不听话，一顿鞭子修理调教，还发工钱？“这样弄不好，会有人要造反的啊。”李超却摇头。哪里那么容易就造反，这也造反，那也造反，天下早完了。真正容易造反的是百姓，当他们一无所有，连饭都没的吃的时候，就会造反。那些有家产，有家业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造反的。谁安身日子不过，要去造反，那可是容易掉脑袋的事情。“陛下，只要留有余地，就不会。”